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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情怀
——我校中文系发展二十年记
               焦垣生
  我校恢复中文系转眼二十年了。交通大学在南洋公学时,其办学宗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致力培养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的人才。1908年,学校在开办电机科的同时即创办了国文科,入学考试先考中文。入学后,国文课教学贯彻始终。学校成立国文研究会,作文比赛固定一年一次,由1908年起至唐文治校长离校从未间断。唐校长离校后,国文大会考以会考形式举行直至新中国成立。
  交通大学著名校友,如凌鸿勋、丁西林、陆定一、邹韬奋等均受惠于交通大学浓厚的人文滋养,不但学有所成且砥砺品行,成就了爱国爱校追求真理的品格。唐文治校长坚持课堂授课,批阅试卷和作文,选编优秀文章汇集成《南洋公学新国文》,盛宣怀曾赞“浓淡清奇,无美不备”。那时的中文科,其作用差不多相当于对全体学生进行德育、美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综合性学科。后来交通大学把“科”统一改为系,中国文学科改称中国文学系。
  解放后因学习苏联经验,院系调整,交通大学成为了单一的工科院校,去除了中国文学系。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响应邓小平同志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指示,交通大学要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和与世界接轨的大学,就不能不办文科。学校在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方面进行了许多调研和尝试。1983年根据当时情况,我校社会科学部在宋雅纯教授、刘振华教授的领导下,建设成立中国语文教研室,以中文教研室师资力量为主,招收了“应用文科”专业学生一个班,1984年又招生一个班,这两个班的学生毕业后有部分留校,实践证明这些人后来在学校都很优秀,学识技能工作业绩都堪称一流。1988年学校要扩大文科专业时,曾派人去北京调查研究,当时中文教研室领导王燕南教授建议办新闻专业,但社科系最后办了一个国家甚至世界专业目录里都没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专业。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次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著名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大学中文专业负责人参加的学科建设会议。他说:“我不主张所有理工科大学都开设中文系,但我主张非常重点的理工科大学办中文系,因为它是母语学科,素质教育、对外交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是非常需要的。”回来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
  不久后时任校长的蒋德明教授主持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办中文系,招收汉语言专业本科学生,年招一个班。蒋校长对中文专业非常关心,要求我们要秉承交通大学起点高的传统,向国内一流大学看齐。1999年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发起了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议,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到南京参加会议时发现,被邀请与会的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3所大学,会议成立了全国重点大学中文发展论坛,商定了章程和互通互惠合作协议。第二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二次重点大学系主任会议时又将共同发展的协议作了推进和加强。我们做到了学校领导“起点高”的第一步期望。
  事实上,因为我校这所百年名校的声望,加之我们全国招生,中文专业在大部分省只招一二个考生的少则稀、稀则贵的原因,我们从一开始生源质量就很好。从1997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起,生源高考平均分一直比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高100分左右。至2001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我们又申请到了文艺学硕士点。这在当时也不容易,我校新生的文科系体量小,点数有限。最终能够申请到,一是我校的名气和综合校力,省上关注;二是学术带头人钟明善教授名满省内外;三是我校校友的呼声发力。进入新世纪后,我们一方面积极引进补充师资力量,一方面利用我们加入的重点大学中文发展同盟,送年轻教师到国内著名大学进修,鼓励他们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家”坚持上课的教师勇挑重担,全系上下一心,内外相济不计得失,最后使中文系教师在人文各学科中博士学位获得者和科研论文数量都位居前列。
  在获批文艺学硕士点后,我们又开始了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点的申报。早前新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后来国家教育与世界接轨,不少留学回国的学新闻传播的学子认为随着大众传播的日新月异和新媒体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它应成为一个一级学科。国家遂在文学门类中将新闻传播升级为一个学科,但仍归属文学门类。张迈曾同志时任校党委副书记,他多年孜孜不倦地从事新闻传播学的写作、研究、教学和著述,还出面帮中文系延请了时任中国记者协会副主席、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的任贤良和时任《陕西日报》总编辑的薛保勤任中文系的兼职教授。那时硕士学位点授予权已由省学位办下放到我校,但学校每年可增加的硕士学位点数是有限的,在僧(生)多庙(点)少的格局下竞争激烈。当时经校学位委员会投票,新闻传媒学硕士点申请票数未能通过。时任校长徐通模教授让我重新凝聚师资力量,充实完善申报材料,他以研究生院院长身份提请校学位委员会再次受理申报,终于获批。此事让时任人文学院院长、性格耿直现已病故的刘永富教授颇为感动。他对我说:“学校领导是认识到这个学科对于学校建设和宣传的重要啊,你们中文系一定要努力。”有了新闻传播学硕士点之后,中文系一树两花,绿肥红瘦,姹紫交放。后又拓展了新闻传播学专业学位点,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极大拓展了教学空间、学术空间和中文系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办高等教育,处处都能显示出中国特色。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曾传出一个美谈,因为招生规模扩大,学生食堂急需添置几口大饭锅,这事难坏了当时的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幸亏党委书记陆平托关系到冶金部,才弄来了两口大锅解决了燃眉之急。进入新世纪,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不再是吃饭问题而变成了房子——教师住房和办公用房。教师住房商品化,问题还简单些,办公室用房非常难办。理工科教师思维敏捷,用了一个看似荒诞幽默实则传神生动的概念“物理空间”来表述办公用房、实验室用房的神圣不可或缺。中文系是新建系,一开始在教一楼就只有一间办公室,后搬到旧图书馆一楼,还是一间办公室。
  在巍峨雄起的主楼开始使用后,人文学科搬到了主楼六、七、八层,但中文系又只分得一间房。时任校长郑南宁院士得知此事后指示人文学院领导要以教师为中心重新分房。他说,彭康校长学文科出身,可他把我们学校的理工科抓起来了,我学工科出身,难道不应该把文科抓起来吗?他号召中文系教师在全校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作为理工特色综合大学的文学系,中文系体量不可能过大,单独申报博士学位点有客观困难。郑南宁校长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发挥好既有人才的作用。就如上世纪我校为了恢复管理学科,请理工科教授到管理学当博导,指导从理工类转学管理的学生一样,师、生一同华丽转身,使我校管理人才快出乃至辈出。捆绑起文科相近学科带头人联合起来申报博士点反而更有利于培养人才,尤其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遵循着这个思路,钟明善教授、李明德教授、杨琳教授、薛养贤教授都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我本人也忝列其中,这使得中文系师生双方受益且双倍受益。现在,中文系本科毕业、又读完博士的学生如胡友笋、杨晓平、王敬艳等都小荷才露尖尖角,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连年就业率都在90%以上,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使用汉语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已常态化,与世界接轨已成难以逆转之势。中国日益富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也趋于硬化,对中国梦的实现呈现关键性作用。这样,中文系存在的价值就是形势比人强的升态。我校的体育特招生,原来设在法学专业,后来学生一再要求改学中文专业,最后学校因势利导改设在中文系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现在中文系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学校组建了新闻学院。文学门类的专业在我校终于有了独立的学院。曾经的魏文帝曹丕评价为文之事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庶几就是我们中文专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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